若当地官方的检测能在固定程序外，多一些检测与官民沟通渠道，疑问或许早就拉直了。

　　据报道，十年来，为了给2个患白血病的女儿（其中大女儿死亡）讨要一个公道，河北农民冯军在诉讼之路上越走越远、屡败屡诉。他认为，女儿的病与死，与当地工业污染有关。根据冯军表述，大女儿死前的2006年，他们就取了自家40米深的井水样本送检，报告显示，水样含砷超标2.95倍，锰超标3.8倍。但从县到市的环保部门给出的相关企业水污染监测报告，均为合格。

　　2个女儿都患了白血病，一个村死了近30个人，冯军所在村的癌症患者，究竟与当时的企业排放有没有必然关系，如今已经需要更多的证据链来判断。这个案例其实暴露了官方的环评监测，与民众疑虑，与重病多发等等不能完全对等的信任关系。而信任的缺失，与官方监测不能提供出令人信服的监测数据，有着必然关系。

　　本来，当地官方机构发现自己的检测数据与冯军提供的数据有巨大偏差时，第一反应不应该是坚持自己数据的正确，而是寻找双方数据差异的成因。或者说，对于一个村庄出现大面积异常重病的时候，首先应该怀疑这样的异常是否与环境污染有关联，并且应通过证据链来推断出科学权威的结论。但遗憾的是，面对当地村民的质疑与众多生命遭遇的不幸，当地职能部门基本上都是坚持以“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程序合法”，作为拒绝进一步检测的依据。而实际上，这种坚持，反而加深了当地村民的疑虑。

　　客观地说，官方的检测数据，未必一定有刻意做假的本意在内，但是不排除，官方的检测就一定是科学权威的报告。尤其对于官方与民间明显异样的数据报告，如果当地官方的检测能够在规定的程序之外，多一些检测的渠道，多一些与民间沟通确认的方式，可能这样的信任落差，就不会这么大；相互在法庭中提供的数据，就不会相差这么多。

　　从前些年全国多地发现的癌症高发村来看，到目前为止，问题真正由地方职能部门主动监测出来的，几乎闻所未闻。绝大多数是村民用生命的数量积累起来之后，才发现情况有些“不妙”。这说明，中国的环境监测，还没有形成异常情况与环境污染的关联监测机制。

　　走出法庭的冯军不服气地说，“当年井水里的重金属从何而来？法官为什么不能到现场亲自看一眼？”其实这个疑问，当年就应该由环保职能部门来拉直。遗憾的是，当它被一个冯军带到10年之后的法庭上，却被告知他连诉讼资格都没有，这件事的悲剧色彩是怎么也抹不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