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媒体人罗尔为女儿筹款遭质疑事件，已过去了一周。社交媒体时代，人们密切关注热点，但在热点传播的潮水平息之后，又会立马遗忘热点带来的经验与教训。热点的速朽并非好事，因为许多重要的、关键的问题都没有得到充分讨论。因此，类似的热点总是不停出现，并陷入相同的僵局。
就罗尔的行为是否构成骗捐，是否应该向社会求助，舆论也有不少对立意见。例如，既有人质疑罗尔有三套房、一辆车为何还要公开求助，也有人表示他的孩子确实得了重疾，求助是个人自由。很多观点并不在一个层面，但在同一个舆论场中不断发生摩擦。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慈善法》得以通过。不过该法案有意绕开了对“个人求助”的规范，原因在于《慈善法》旨在规范和监管组织，不针对个人求助行为。此外，立法者认为个人求助是一种自然权利，无需专门法律规定，而如果求助中存在欺诈行为，那么应当由包括刑法在内的其他法律来应对。
不同人群的观点千差万别，源于信息传播本身存在很多沟壑。比如，新闻媒体的消息更全面，网络社交工具的信息相对片面。尤其是社交媒体呈现出“圈层化”的状态，再加上人们对信息敏感度的区别，也会让不同圈层的人所接受的信息发生差异。那些彼此展开骂仗、互相指责的网友，之所以互不服气，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接受的信息不一样。
除了信息在传播中被过滤，导致分歧的更重要原因则是“圈层化”。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桑斯坦在2006年发表有《信息乌托邦》一书，提出“认知茧房”的概念：在信息时代，人们会在接受信息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筛选自己愿意关注的信息，久而久之，一个人的认知系统就越来越封闭。互联网在让社会更开放的同时，也的确让个人的认识能力更封闭。
针对罗尔的行为，有人认为他虽然有三套房，但是一套自住，两套没有房产证，向社会求助也很正常。英国管理思想家查尔斯·汉迪说过：“现代人的贫穷主要来自于邻居的眼光。”言外之意，绝对意义上的物质贫穷已经很少了，贫穷只是一个相对概念。那些同情罗尔的人，不希望一场疾病击溃一个中产阶层家庭，恰恰是基于对这层意思的理解。
罗尔守住家庭原有生活水平的需求，也许不无道理，但有一个前提，他只能向熟人、朋友求助。因为，只有熟人、朋友才能理解“特殊要求”，而普通公众没有义务帮助一个拥有“三套房”的中产者。罗尔在刚开始求助时没有说清楚自己的详细家庭财务情况，这也是批评者所不断强调的。没错，公开求助必须要列明家庭经济情况，否则便存在欺骗嫌疑。
但这里又存在一个问题——罗尔在自己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文章，本来面对的也许是熟人和半熟人。后来，文章的传播范围才逐渐超出了“圈子”，以几何级的速度扩散。也许因为罗尔忙于照顾女儿，也许因为罗尔心生贪欲，他没有及时公布女儿病情、善款信息和家庭财务信息。社交媒体模糊了熟人和陌生人的边界，有时很难判断具体边界在哪里。
很显然，罗尔并不是最需要救助的人。从医院方面公布的信息来看，深圳少儿医保已经成为这个家庭抵抗重疾的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火墙，报销比例接近80%。在此基础上，罗尔的家庭自救应该成为第二道保障。最新的报道显示，罗尔希望把深圳的房子留给大儿子。在家庭自救之外，才轮到社会救助。但从罗尔求助的顺序来看，家庭自救和社会救助的顺序发生了对调。
社交媒体的圈层化，让偏颇观念可能获得拥趸;法律监管的模糊，又让个人求助的边界模糊化。两大原因导致罗尔在社会广泛质疑后，继续获得不少支持。不得不说这是令人失望的。如何改变这一状况，比帮助某个具体的人更值得思考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