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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被改判无罪，河南农民赵作海出狱后的第七个春节很冷清，“过年吃点面条就可以啦！”眼下，赵作海在商丘市中院抄水表，每月工作一天，月收入1800元。住房也由法院提供，免费居住，连水电费法院也包了。
赵作海为啥被法院“养”起来了？原来，此前那笔65万元的国家赔偿款早已“折腾”光了，赵作海生计艰难。在监狱蹲了11年的他，出来后已不适应眼下这个社会了，做啥赔啥，当河南省高院院长张立勇去年来看他时，他甚至表示想去做乞丐。那之后，才有了这份工作和这处位于商丘市市中心的免费住房。
很多人对此不解，认为赵作海的冤案已经平反，国家赔偿也已到位，此前，有关部门还协调帮他找了清洁工的工作，是他自己嫌远不愿意干，他的钱折腾光了，更是与法院无关，而是因为他的“作”.一句话，不作不会死，法院并没有赡养当事人的法定义务，也不该承担这许多后续的安置事务。
不得不说，法院方面把赵作海“养”起来，不排除某种维护稳定的考量。若是赵作海真的去做了乞丐，又会是一条爆炸性的新闻，法院也好，政府也好，面子上都不好看。
不过，追根溯源，赵作海眼下的困境，仍是法院当初错判的余绪。用赵作海话说，他当年也是个生意人，“以前卖豆腐干什么都可以，我还能背得动一百多斤的东西，现在都是纸上谈兵啦。”如果不是11年的冤狱，完全可以自食其力，又何至于此？正是因为正常的生活轨迹被打断，才“圈”出一个对世事隔漠、动辄吃亏上当的“零余人”.
法院纠正错案，并给予赔偿，当然是一种对以往过错的救赎，但对于一个具体的生命个体而言，显然不是切换一个频道那么简单。这个当事人能不能顺利回到以往的生活，乃至生活得比以前更好，并不完全取决于那点钱，更不能仅仅以某一个时间节点的“正义回归”来定义全部。
我们当然承认，赵作海在回归社会之后有“作”的成分，但同时也该看到，他的遭遇即便是一个正常人，也往往难以规避。猖獗的传销吞噬了多少知识水平很高的人？疯狂的理财又让多少家庭破产？作为一个与正常社会隔绝多年的农民，完全处于信息缺失的状态，其被别有用心者“钓愚”,并非不可以理解。对此，大可不必过于苛求他的洞察力。
事实上，走出高墙后的赵作海，面临的是一次艰难的“社会化”过程，与其成长期的“社会化”相比，一个成年人的重新回归，往往更为艰难。诸多的诱惑与欺骗，还有自身的偏执与焦虑，均会对他产生撕扯。赵作海出狱后表现出来的种种缺乏常理的做法，即是表征。
作为造成这一切后果的法院，需要做的其实远比赔偿款要多。对冤狱当事人的救济，也应该包括帮助其逐渐融入这个社会，完成再度“社会化”的过程。这不仅仅是自身纠错的一部分，也体现了一种制度正义。即，强力机关没有任何理由放弃一个人，任其自生自灭。无论是此前的惩戒，还是后来的纠错，均应该体现出对公民与社会的责任与担当。
近年来，陆续有不少冤案被纠正，那些走出隔离状态的“赵作海们”,其实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而随着最高法全国范围内六大巡回法庭的布局，相信还会有冤案被纠正，还会有当事人重获自由。而类似的后续帮助，也有可能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工作。
对此，一方面有必要将这种帮助制度化，尽可能缩短这些人回归社会、正常生活的时间，使其自食其力；另一方面，这也提醒有关方面，有必要更好地让服刑人员了解外边的世界，不至于太脱节于社会、游离于人群，这不只是人道化的制度设计，而是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这非但与法治的理念并不冲突，恰恰是法治的要义所在。
